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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乐黛云先生:融化新知 安身立命
2015-10-16 11:21 

采访人:曾繁田

受访人:乐黛云

□: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三十年来,对于人文教育、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汤一介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乐先生与许多著名教授都受聘书院导师,参与掀起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西方文化走进中国”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乐先生怎样理解这句话?

■乐黛云: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家开始着重谈文化,有了文化复兴的趋势。北大哲学系一些教师认为文化要发展,必须要有中国文化也必须吸取西方文化,应该是中西汇合。这也是五四以来的口号,《学衡》杂志讲“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方面梳理中国的东西,一方面吸纳西方的东西,以催生新的文化,这是五四以来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起初学欧美,新中国成立以后又学苏联,所以当时有些学者期盼以中国文化为本体的新文化,觉得需要有个组织去推动,于是成立了中国文化书院,请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等老先生做顾问和导师,还有一些中年学者也都团结进来。当时第一炮打得很响,办中外文化比较班,用比较的方法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结合起来,办函授大学,出了十几本教材,在中西方的比较之中带给大家新的知识,那个时候有一万多人参加。

那时候也没什么钱,学费只收一百块钱,但是待遇非常好,给你十几本书,每个礼拜还有一张《文化书院学报》,每年还有两次面授,借着暑假的机会当面授课。两年结业,发一个小本,写着学了哪几门课,由哪些导师授课。当时老汤的精力全放在这上边,他想要把书院办好,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复兴。

那时参与中国文化书院,我的思想毋宁说更接近于我的一些年轻朋友,认为我们正面临着极其深广、复杂的“文化冲突”,首先就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传统与正在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任何一个民族实现现代化都不可避免地要使自己的传统文化蜕变为现代文化。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现代化”。为了开创中国的现代文化形态就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更不能不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形态与现代文化形态在本质上的差别和冲突,还应该考察西方文化如何从其传统形态走向现代形态。西方文化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创造出自己的现代形态,而英、法、德、意、俄诸国又仍然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特色。因此我认为,不能固定地、抽象地讨论中西文化,而应集中研究如何在历史动态发展中促使中国文化挣脱其传统形态,蜕变为现代形态。

□:当初的“文化热”可谓波澜壮阔,对于眼下的“国学热”,乐先生有何看法?

■乐黛云:国学不是指一个对象而是指一个学问体系,一个研究系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就强调,国学研究不能孤立于世界,国学与世界学术研究一定要接轨。比如王国维、陈寅恪就提出“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等。当时的宗旨和实践都强调,国学要与国际汉学接轨,而不是排斥国际汉学。

陈寅恪先生就强调,两种文化的接触绝不是简单的认同或化一,相反,其中必有差异,必有误读、误释。正是这种张力,使双方互相突破原有的体系,发生改变而获得新生、重建。他在《谈韩愈》一文中写到,韩愈提出的“天竺为体,华夏为用”奠定后来宋代新儒学之基础。正是因为以佛教的“谈心说性”改造和丰富儒家的“诚意正心”,才出现了宋明理学数百年兴盛的文化局面。陈寅恪明确指出:“真能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两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今天,如果反前贤之道而行之,沿着过去“中心论”的老路,以为中国文化就是“中心”,就是“峰巅”,可以覆盖全世界其他文化,鼓吹民族主义式的“中国中心论”,或者大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风压倒西风”等等,就会使中国文化失去当前的机遇而固步自封,自外于全球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共生,错失对世界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大好机遇。

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基因,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认真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努力寻求不同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的资源,和全世界其他民族一起,共同铸造人类新的精神世界,为21世纪全球新文化的重建做出重要贡献。

□:西方思想界对中国文化的重视,好像并不亚于我们对西方文化的重视。

■乐黛云:美国汉学家安乐哲说,“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观的一种文化资源。儒家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人’,这是否可用来修正和加强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在一个以‘礼’建构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发现可利用的资源,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根基不足却颇富实际价值的人权观念?”

法国的于连教授提到,“人们这样穿过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欧洲人与希腊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我们不能不割断这种熟悉,以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来重新认识自己。中国文化对欧洲文化来说代表着最明显的外在性,无论是它的古老还是它的发展,都会让我们欧洲人摆脱自己的种族中心论。”

雅斯贝尔斯有一段名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此以后,情况就是这样。……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西方学者热衷于对中国文化再认识,正说明了一种精神力量的复兴,他们希冀从中国文化中寻求可以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

乐黛云先生在布达佩斯大学门前

□:五四以来我们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学习西方,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

■乐黛云:早在1918年,斯宾格勒就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随后,汤因比指出“统一历史的假设”只是西方“狭隘和傲慢”的错觉,他们假设只存在一条文明之河,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或从属于它,或已消失在荒漠之中,那是完全错误的。还有许多学者例如布罗代尔则强调,“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新世纪以来,西方又有很多人进一步探索自身的文化危机。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着它的祸根:个人主义会导致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盲目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了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使人们对根本问题、全局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对环境和文化的破坏已经显现,并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城市的污染和科技的盲目,带给人们紧张与危害。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更是强调,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文明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美国学者J.里夫金提出,对当前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必须深入地反思、批判,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将会受到修正。应该将人类的生产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循环,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不是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不是聚敛财富,而是精神提升;不是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人类需要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精神世界,需要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传承本土文化、吸取西方文化,两者都是有益的,但都不是万能的。

■乐黛云:费孝通先生倡导“文化自觉”,他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

但是,眼下那种“复归”的倾向仍然很严重,一部分人完全漠视几千年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资中筠就谈到,中国知识分子有“家国情怀”和“重名节”等正面精神传统,但是也有歌颂天王圣明的“颂圣文化”流毒,而现在“揣摩上意”风气更盛,“颂圣文化”再次抬头。传统文化里的这种弊病近在眼前,可是我们却麻木不仁!

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我们往往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当成论证西方理论、实践西方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由于一开始遭遇的是西方现代文明,我们至今仍然仅仅把西方现代文明当作西方文明的整体,这是很片面的。只有在古今对照中,我们才能看到西方古典文明的原貌以及现代文明的变异。认识西方古典文明的过程,也是认识自我的过程。

□:中西文化融合得好也需要反复尝试、调整、积累,乐先生能否举例说一说,这方面有哪些范例。

■乐黛云:也挺多的,比如说人文主义。15、16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提倡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重视人性、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强调提高人的地位、了解人的本质,其重点在于保证个人的自由发展,抗衡中世纪神学对人的压抑。在资本主义初兴时期,人们曾经对自由贸易带来的个性解放和精神独立充满期待,但是现在人类已经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贫富分化,聚敛财富、满足贪欲变成生活目的,金钱对人性的束缚代替了资本主义初期关于人性解放的许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个人自由蜕变为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物化加剧人的异化,使人性得不到舒展。

在中国,“人文”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易·贲卦》的象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人文是指与大自然相对应的社会人伦,人文强调的是如何将人类社会“化育”为一个与天地相协调的“天下”。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的目的就是止于其所当止,以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强调,用以化育天下的根本价值是“知止”。中国古代的一些表述,“克己复礼为仁”“极高明而道中庸”“适可而止”“不为已甚”等等都体现着这一人文精神。中国的人文跟西方的人文都尊重人,但是各有其不同的方式和侧重。

20世纪20年代,西方一些学者已经看到了危机。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参照中国的人文精神,提出:“人若真正是人,便不能循着一般的‘我’来自由扩张活动,而要以自律的功夫使这一般的‘我’认识‘轻重、本末’。”他认为“孔子是优于许多西方人文主义者的优秀的人文主义者”,他希望把中西方人文主义汇合,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就要自律,自己规范自己。白璧德的中国学生吴宓、梅光迪等认为,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为仁”“中庸”“自律”等,实际上已成为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的基本支柱。白璧德和他的学生们期望把中西方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人文主义,以拯救社会,他们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我再举一个例子。钱钟书先生四卷本《管锥篇》写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全书七百八十一节,围绕《周易正义》《毛诗正义》等古籍十种,引用八百多位外国学者的一千几百种著作,结合中外学者作家三千多人,阐发自己的读书心得。该书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渗透,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钱钟书反对用什么人为的“体系”,强加于不受任何“体系”约束的客观世界,他说:“历史上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断思想而已。”钱钟书认为“艺之为术,理以一贯;艺之为事,分有万株”,追寻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普遍性才是做学问的真正乐趣。这就要求打通整个文学领域,突破时间、地域、学科等界限,纵观古今,横察世界,探索人类共同的“诗心”与“文心”。

□: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现代文明的一些问题,中国文化对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有哪些益处?

■乐黛云: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自然、人类、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怪异而又残酷的关系,其实质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面物化。物质主义越来越替代了理想主义,金钱对人性的束缚越来越替代了早期资本主义对人性的解放。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转化成物的关系。更严重的是审美文化也不同程度地物化了。财物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理性本来与神权、皇权对抗,在资本主义初期帮助人获得自由,而如今理性的算计和分析占据了人的绝大部分思维空间,精神生活被压缩,甚至也被物化了。

海德格尔说过,人类不应凭着自以为无往不利的科学理性去分析、分解对象,其结果往往是遮蔽了对象本身,“把色彩分解成波长数据,色彩早就杳无踪迹了”。因此在理性工具、技术工具之外,还必须强调审美境界、诗意栖居、情感之维。

中国的礼乐文化,一向不强调理性分析,而以情为核心。李泽厚提出中国文化之“情本体”,即“情理交融的人性心理”。中国哲学从情开始,“亲亲为仁”是天生自然的感情,不是理性分析后的报恩。中国美学亦从情开始,“陶情冶性”是塑造生命意识的过程。心斋、养气等等,都能够抵制物化,培养情性。著名汉学家南乐山指出,审美秩序和理性秩序的区分是中西文化的两大区分之一。“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秩序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承担的众多角色,在儒家思想中却是由审美秩序担当的。儒家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审美的’而非西方意义上由某种表面理性秩序规范支配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诗缘情而绮靡”,中国文学更是以情为出发点。

战国中期的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提出:“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人之道是由人们之间存在着情感而开始的,喜怒哀乐之情是由人性中发生出来,而人性是天所赋予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命之性,感物而动,发出情感合乎道理,合理则有利于万物生长,“生成得理,故万物齐养育焉”。如果回归到情这个中国文化最自然、最根本的出发点,加以新的创造和诠释,也许可以同西方的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并行,开创出以审美情怀为核心的精神世界。

乐黛云先生与博士生在一起

□:文化的普世性与特殊性是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个话题,围绕这个问题有过许多争论,乐先生对此有何看法?

■乐黛云:文化的普世价值究竟是否存在呢?中国哲学早就强调“易有三义”,变易、不易、易简。“变易”指因时而变、因地而变的特殊性,“不易”指不依时而变、不依地而变的普世性。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都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一文里说得最清楚:“只有遵循不同的道路,人类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只有通过各自独特的生活,每一个民族才能够对共同的宝库提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事实上,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普世价值,就没有对话的必要和可能;而没有各自独特的生活,就没有了对话的内容。例如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但对民主的理解和实现民主的路径,却有所不同。民主这个方向是相同的,但是各个民族只有走过各自的道路,才能到达那个普世的归宿。

在当前情况下,特殊性和普世性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或者只强调普世价值,不承认文化的特殊形式;或者只强调特殊性,取消普世的共同基础。这种断裂会影响各方面的协同合作,使对话难以进行,社会难以进展。温习普遍与特殊的正常关系,沟通并弥合这种断裂,对于发展多元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缓解文化冲突有重要作用。

如何既能保持原有文化的特质,又能接受其他文化的益处,也是一个矛盾。要保存固有文化的主体意识,就会强调各种文化越“纯粹”越好,但是实际上不同文化之间势必互相渗透、吸收。不同文化之间吸收、补充,是否有悖于保存原有文化的特点?渗透、交流会不会使得各种文化越来越相似甚至相混同?从历史上看,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吸收总是通过自身的眼光和框架来进行的,会通过原有文化的过滤,很少会全盘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经过自身文化的改写。

□:早先都说“美国梦”,后来大家开始讨论“欧洲梦”,现在又有人提出“中国梦”。在乐先生看来,“中国梦”的特质是什么?

■乐黛云: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多梦的国家。最早的中国梦就是道家的“无为梦”和儒家的“大同梦”。《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中国先贤的梦,是一个世界和平、邻里和睦、身心和谐的梦,我认为“和”应该是中国梦的核心。

□:能否请乐先生详细说一说这个“和”字?

■乐黛云:“和”在中国哲学里是非常重要的范畴,《国语·郑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之。”《淮南子·汜论训》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相同事物机械叠加,结果只能是窒息生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与“道并行”就是“不同”,“不相害”与“不相悖”就是“和”。这种“和”的观念能够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

通常理解“和”就是和谐,我们常说的“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的第一层意思是,“天”和“人”是相互关联的统一体。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楚简”说:“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即《周易》是研究天道和人道会通道理的书。第二层意思是,“天”和“人”有着统一的道理,“天”由“人”来彰显。朱熹说:“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郭店竹简》说:“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第三层意思是,“人”对“天”有内在的责任。人不仅要“知天命”,还要“畏天命”,对“天”有所敬畏,同时又必须知道,“天”乃是生生不息的、刚健的大化流行。“知天”和“畏天”相统一,从而“人”对“天”有着一种内在责任。总之“人心”有实现“天道”的责任,如朱熹所说,人生在世应当实现“天”的“盎然生物之心”,并具备“温然爱人利物之心”。这样一种思维,可以帮助人类走出天人二分、天人对立的困境,帮助我们走向和谐的人生境界。

再就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当今人类社会的矛盾不仅涉及“自己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还有“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矛盾。儒家的“仁学”对于人世的和谐有重要意义。第一条是“推己及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讲“道始于情”,这里“道”是指“人道”,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建立由感情开始,正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郭店楚简说“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之爱人,仁也”,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所谓“推己及人”。我们不妨做些努力,亲身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忠恕之道”。第二条是“克己复礼”。“克己”和“复礼”并不是平行的两个方面,费孝通先生说:“克己才能复礼,复礼是进入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必要条件。”一个人要进入社会,必须对自己有个要求。要克服自己的私欲,做人行事符合礼仪制度规范。“仁”是内在品德,“礼”是外在规范,它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致和谐相处,“礼之用,和为贵”。

儒家特别重视人的身心修养。“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知不善而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这段话告诉我们:修养道德要有关怀人类社会福祉的胸襟;讲究学问不但要自己提高智慧,而且要负起社会人文教化的责任。人总是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则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人生在世应该向着善的方向努力,“日日新,又日新”。儒家提倡的做人道理,有助于我们的身心和谐。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寿夭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如果一个人能修养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寿命长短都无所谓了,因为通过自身修养而与天道相一致,就是安身立命了。

□:乐先生给人非常从容、非常乐观的印象。听您谈人生经历和生活态度,那样一种情怀好像只在书上见过,对于生活并没有多少要求,而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生都更加地珍惜。

■乐黛云:我一生中有三个最重要的选择:第一是选择了教师职业。这个职业让我永远与青春同在,和学生之间的感情、理解和交往,令我永远不感到孤单。第二是选择了终身从事文学研究。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每天从事的文学研究就是我平生最喜欢的事。第三是选择了我的老伴。其实我和老汤性格并不相同,我好动,期望“生命发挥到极致”,他好静,喜欢静观深思。我们共同生活了62年,心中始终燃着小小的火苗,就是忠诚。

历次政治斗争摧毁了很多家庭,我作为“极右派”下乡劳改时,他每周给我写一封信,信封必写“同志”,在当时这就是“划不清界限”,他为此受过警告处分;“文革”时,他是著名“黑帮”,常在深夜受审,我总是远远跟着他,那时很多人像他一样被带走就不知去向了,我至少要知道他被带到了哪里。无论经过多少波折,我始终无悔于我的这三个选择。

乐黛云先生与汤一介先生

后记

去年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笔者初次见到乐黛云先生,即感到乐先生十分随和。此次登门拜访,更觉得乐先生很爱笑,她笑起来无声,但目光里满是笑声。乐先生年近八十五岁了,从她的言谈话语之间仍然明显地感受到知识女性特有的敏捷。采访过程中乐先生略微责备笔者,概念不够清楚,思想不够开阔。一两句责备的话讲得坦率,而她始终笑着,神情那么开朗。乐先生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任教60余年,这或许就是教师批评学生的最高境界吧。

采访那天,笔者提出为乐先生拍照,她欣然同意,还伸手捋了捋耳际的头发。乐先生选择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她说自己喜欢坐在沙发这一侧。她所坐的位置挨着小圆桌,桌面立着一个相框,那是汤一介先生的彩色照片。笔者请乐先生换个位置再拍几张,她便走到书桌前坐了下来,仍然开朗地笑着。书桌上方挂着一个大的相框,那是汤先生的大幅的彩色照片。

(本文经乐黛云先生审定,承蒙乐先生亲笔批改,谨此拜谢!感谢中国文化书院江力老师对本文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