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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顾准认为古代中国根本没有权利一说
2015-10-09 08:15 

  王学泰:著名中国游民与流民文化问题研究专家。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提到顾准我总是把他与李慎之先生联系起来,两人同属于一代,经历、遭遇、思想意识都很类似,李先生与我多次谈到顾准,分析他们相同与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思考“民主是否成为追求的终极目的”

  李先生说:顾准比我倒霉要早,他“三、五反”时就落马了,他是学经济和会计的,用心细密,容易发现问题,那时我还沉溺在革命胜利后的欢乐里,他已经想到“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了”。我到朝鲜战场上参与换俘,起草“告战俘书”,后来跟着周总理到日内、万隆(开“亚非会议”)参加国际会议,的确很得意、也很风光,直到1957年因为“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才被新华社划为右派,与顾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第二没有顾准读书多,顾准倒霉早,读书反思也就早,我是1957年“划右”之后才塌下心读书。我们二人相同点除了经历之外,就是在读书的同时也思考了一些重大的问题。例如“民主是否成为追求的终极目的”(当时流行的的说法是“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等等,顾准是搞经济的,他特别关心生产发展的动力、价值规律、市场作用等问题;我则更关心国际关系和新闻自由问题,对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改善有一种特别的期待,还因此受过批判。顾准把他的思考写成文章与信件(给弟弟陈敏之的),而我则是做了许多卡片,预备以后写文章用,可惜在文革之初“扫四旧”之时,怕红卫兵来抄家,全都“毁尸灭迹”了。顾准更不幸的是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文革当中我也常听说,某某右派不老实再一次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但没见过真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我以为只是震慑语,没想到今于顾准见之)。最后又以癌症去世,真是不幸之极。

  在笔者看来,慎之先生比顾准更幸运的在于他度过了“四人帮”文化专制统治的最黑暗时期,迎来了平反改正,又为文化建设和大众启蒙做了许多工作,他的著作与人格给后人以启迪,虽然他为一些当权者所不喜,但人们还是高度评价他。慎之先生去世时,知识界自发地形成一个悼念的高潮,这是过来人记忆犹新的。佛说:我赤着脚来,就是要在地上留下足迹。顾准、李慎之都是在祖国大地上留下深深脚印的人。

  阅读顾准与李先生推荐有关。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宋代大都市中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繁荣时,称其为“假资本主义”现象(因为近世许多历史学者、经济史学者称其为“资本主义萌芽”)。李先生建议我读一读顾准在这方面的论述。

  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欧洲所走的道路与中国决然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是政治权利。

顾先生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正像李先生所指出的“顾准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用同样的方法,他还分析了产业革命何以只能发生在英国而不能发生在商业资本主义也已相当发达的其它西欧国家的原因。”(《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顾准曾说:“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顾准文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下面所引顾文除注明外,皆出于此篇)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凡是粗通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在用来分析具体问题时则忘却了。

  在六七十年代(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艰难)中,顾准系统地考察了欧洲资本主义来源与发展。他强调欧洲所走的道路与中国决然不同,其中最关键的是政治权利。他说:“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下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当我们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看到其中强烈谴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时候,千万不要忘掉,马克思他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下写作的!” 而中国古代缺少这个“背景”,就是思想家也很少有权利意识的,更不要普通的平民百姓了。没有丝毫的权利的人们,如何操弄资本主义这个“经济结构”呢?这个经济结构完全不同于处在自然状态下的小农经济。

  罗马保护人和私有财产,这是古代的中国人思力之所不及的

  欧洲人的权利意识来源于古希腊的城邦自治、直接选举。后来古罗马全面继承了古希腊文化,在法律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发展,从“习惯法”到“十二铜表法”,从“公民法”到“万民法”,罗马帝国时期出现了集大成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它对后世影响极大。这些法条不单纯是统治老百姓的工具,作为罗马法核心的“人法”就是界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的。“人法”不仅指自然人,还包括“法人”。所谓“法人”也就是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认可自然人有组织起来的权利(古代中国除了宗法家族自然组织外,其他组织是天然不合法的),虽然这种团体的建立必须以一定财产和皇帝批准为条件,但作为有人格的人和法人的财产都有法律的保护,财产包括有形物体及一切具有财富价值的东西,而且无形的法律关系和权利,如役权、质权等也在保护之列。这就是私法中的物权法。由此产生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运作的法律原则。包括: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财产权不受非法侵害,契约自由,公平交易和有偿互补,诚实守信和损害赔偿,财产无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则。因此,恩格斯高度评价罗马法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它确定了“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转引自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p347)。在这种法律条款的指导下,商品生产者明了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律的保护下求得发展。这些是古代的中国人思力之所不及的。

  中国也有法,但“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联在一起的”。古代中国,“人”只是法的管制对象,根本没有“权利”一说。这种“法”只是起维持统治秩序的作用,与经济发展、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无关,更何况有些法律中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有明显的打压倾向呢(如明初《大诰》)!

东西方城市经济功能不同,中国的“自由劳动力”其实是游民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于自治城市中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种城市一般不大,有的是自然形成,有的是向封建主购买的特许权,从而获得了自治的权利。它逐渐成为商人和手工业作坊主的天下,并且吸收大量不堪忍受皇权专制主剥削压迫而逃亡的农奴,从而使城市成为农奴的逋逃薮。城市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王权或封建领主的控制,但是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不断地运用各种手段与专制势力斗争。通过长时期的反复较量,城市中的人们逐渐获得了由市民选举参政员,组成属于城市的武装力量,独立地征收赋税和独立审判的权利。有的地区甚至建立了“城市共和国”,完全摆脱了皇权专制主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工商业可以不受约束地发展,并对本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再加上其它条件,如近代金融信用业的出现,规模越来越大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等等,中世纪的城市经济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

  顾准说:“中国城市发达得很早,航海技术发达得也很早。春秋末期,吴出兵攻打齐,一路军队是从海上运去的。洛阳、临淄,是早期的大城市。中世纪欧洲的商业规模,从一些经济史文献可以看出,那是十分可怜的。”像唐代的长安,宋代汴京、临安,更是欧洲难以望其项背的。但中国古代的城市是皇权专制统治的政治中心与军事据点,其主导力量是以皇帝为首的专制统治者,商人、手工业作坊主等只是为统治者高消费服务的附庸。

  在欧洲自由劳动力是雇佣劳动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有的学者借此把自由劳动力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其实宋代和宋代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批小农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成为流民(大规模流动)、游民(在城镇谋生的个体存在)。表面上看“自由劳动力”是很充裕的。但中国产业不发展,它在城市中又非主导力量,任凭命运拨弄,容易转化为游民、江湖人,投入社会动乱中去。即使中国“自由劳动力”有业可就,但因为其权利没有丝毫的保障,仍是游民和动乱的后备军。

  总之,这些都说明了“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仅有恢弘发达的城市、有繁荣的商业、手工业、服务业、有“由劳动力”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兆。

  最近我写了一篇随笔《说外汇崇拜》,其中讲到中国古代工商经济发展的瓶颈有二,一是强势的政治统治抑制了经济的发展。二是缺少贵金属充当货币。

  前两年史学界就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古代社会如何命名问题展开过讨论,大多数认为以“封建社会”概括这个自秦始皇以来的政治制度是不合适的,它不仅名不副实(所谓“封建”是“封邦建国”,秦以后,基本不存在),而且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所谓“郡县制”)与欧洲、日本有根本区别,中国是集权制,而欧洲、日本是分权制。集权制所形成的政治强势所向披靡,其取向又多是重农抑商的,经济稍有变化,便视为“怪力乱神”,打压起来,如水之就下。《红楼梦》中说“大有大的难处”;但“大也有大的好处”,就是它以巨大的体量冲击新生的幼芽,使其永远没有发展生存的机会。如果不是欧风东渐,说不定古老的中国仍处在二百年一个轮回之中。

  但华夏上古也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国家也差不太多,可以说自古以来(这个“古”时指殷商时期)并不贬抑商人。如果说地中海沿岸的人们驾船贸易往来的话,那么商的先祖则是赶着牛车拉着物资往来四方,商王祖先王亥就是一位长途跋涉的游商,后在有易之国遇害。后来殷亡于周,周是个农业民族,安土重迁,以远游为苦,殷人作为亡国之余,便以商贾为业,后世遂将主持贸易的称之为商人。

  周统治者没有制定抑商政策,承认商贾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职业之一,因此,商人也是“四民”(士农工商)之一。然而社会风气形成是有多种因素的,商人作为亡国之后总是要受到人们歧视的。我们读先秦笑话便可以发现,蠢人多是宋人。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中的主角就是宋人中的田夫;也有愚蠢的买卖人(如卖酒的而门前养恶狗,使客人不敢上门)。宋国是殷商之后建立的,可见人们对于亡国之后是用别样的眼光看待的。

  战国时期的法家,他们的理想社会是除了统治者外,只需要农夫与战士,其他则一律取缔。他视战士、农夫以外的人们都是白吃饭的蠹虫,统统都该消灭。秦统一天下就是以法家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秦二世而亡之后,历代统治者在治国方面并没有完全走出法家的阴影。直至近世都在或轻或重地歧视与压制商业的自由发展。这种政治势态极强大,因此成为商业发展的牢笼。

  商业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交换,它的出现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人与人物质的交往最初无非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抢夺:我需要,你又有,我便抢来自用,人在动物时期只会做如此反应;另一种就是交换,我把自己的、又是你需要的东西拿来与你交换,这就是“商业”或称之为“市场”。这种交换至少培植了两种风气,一时自愿原则,交换不会给对方身体、精神带来伤害;二是,交换双方遵循了平等原则。自愿与平等是最原始、又是最永恒的文明。统治者实施的抑商政策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压抑自愿与平等的交换,是在倡导强势、或强权的掠夺。法家公开说国家只要耕战之士(农民士兵)其他都是游惰之民。取缔了商人之后,还有“耕”“战”的分工在,那么农民粮食怎么转到战士手中呢?不言而喻就是多种方式的掠夺,如纳税、交租、无条件上缴等。

  只要社会有分工,商人存在就是天然合理的。像那么敌视商人的朱元璋,对于商人也不能完全取缔,他也只是限制其流动的范围。在他颁布的《大诰》中还承认:“其良善者将本求利,或开店面于市中,或作行商出入,此市中之良者也。”(“市民不许为吏卒第七十五”)他强调“商,本有巨微,货有重轻,所趋远迩、水陆,明于引间。归期难限其业,邻里务必周知。若或经年无信,二载不归,邻里当觉之,询故本户。或若托商在外非为,邻里勿干。”(《互知丁业》第三)朱元璋认可将本求利的商人的存在,但要禁止一些人假借商人名义在外面胡作非为。“商”离不开跑路,统治者用“路引”(路条)加以限制。明初所有外出人员都要办“路引”,“路引”上要写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走陆路、还是水路等等。行人出发之前有关部门要检验路引,《大诰》中有“辨验丁引”条。“此诰一出,自京为始,遍布天下。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市村人民,舍客之际辨人生理,验人引目。生理是其本业,引目相符而无异,然犹恐托业为名,暗有他为,虽然业与引合,又识重轻贵贱。倘有轻重不伦,所赍细微,必假此而他故也。良民察焉。”从这条可见朱元璋对于老百姓流动的恐惧,连早出晚归的都要严查路条,看人与“路引”是否相符,人的身份(路条上写的)是否与其行为作派相符,携物经商的,看其所携商品是否与资金相符。这些都是朱元璋亲自指导“良民”如何发现“不法之徒”。人皆有户籍,如在外经商(一般不许超过200里),必须要常常给户籍所在地写信,如果一年没信,二载不归,邻里都要搞清楚,向政府报告。这样行者如在外做非法的事情,邻里才没有责任,否则要连坐。

  我们从这些重重的严格法规中,可见商人乃至其家人邻居毫无丝毫权利可言,简直就是处处被提防的盗匪。当然这是个特例,与朱元璋生活经历和文化低下有关,但也能说明政治强势对经济的干扰。所以顾准说现代资本主义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经济的发展、法权体系、思想体系等等。顾准的精彩的论述不仅雄辩的解释古代的中国为什么不会自发的走向现代资本主义,对于理解中国近百年社会转型也有指导意义。